城旦则是一种刑罚。在秦汉律法里，专门有“城旦舂”这个等级。男人被判处这个级别的刑罚，就要早上起来筑城，因此叫“城旦”；妇人被判处这个级别的刑罚，不参与外出劳动作为惩罚，而是舂米。因此有这个合称。犯了刑罚的人，会被司法部门交给司空，由他来指挥施工，从事土木工作。
所以，虽然司空听起来好像还是在夸人，但“司空城旦书”这个说法，指的应该就是对各种小罪进行惩处，以及对轻罪罪犯的劳役进行管理的各种文件案牍。窦太后的意思是，儒家的经典也一样不能治国平天下，虽然话说得很大，但其实也不过是盯着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天天关注各种细枝末节罢了。
后人总结这句话的意思，概括说，就是“道家以儒法为急，比之于律令也”。大意是说，道家认为儒家的治国之法，和刀笔吏手里的律令差不多，除了各种各样的细碎规矩之外、没有更为有价值的思想。
虽然没有辕固生说的话那么隐晦，但她能听懂，而且能针对对方的攻击点，进行针锋相对地反驳，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大部分高层人士的文化水平，其实都是《春秋》里齐国庆封那种——当着他的面唱《相鼠》，直白地说出“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这种话，他都听不懂，甚至感觉很乐这个水平的……
不过，可能是因为听得懂，所以窦太后十分气愤，让辕固生进入围圈，去杀野猪。景帝知道太后发怒了，而辕固直言并无罪过，就借给他锋利的兵器。辕固生下到兽圈内，一击正中野猪心脏。只一刺，野猪便应手倒地。
按《史记》记载，汉武帝初年的时候，辕固生就已经九十多岁了。计算一下的话，虽然整个事件里，辕固生都是一幅愣头青的样子，但一刀击杀野猪的时候，他起码得八十岁上下了。汉景帝也不可能给他个长矛大戟什么的，不知道怎么做到用短兵器一击就命中野猪心脏的……
得知这件事，窦太后直接沉默了。之后，也没有继续追究，事情算是不了了之。汉景帝赶紧把他外放，去给清河王当太傅去了。
汉景帝、汉武帝父子，都曾经扶持儒生，其中的目的，除了学说本身的价值，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黄老学派和窦太后关系密切。在当时，窦太后权势滔天，十分强势，因此，景帝、武帝都急需有人帮他们对抗窦太后的权威。而战斗力和战斗欲望都十分突出的汉儒，正好成了最合适的选择。
所以，汉景帝才会频繁出场，辕固生为了跟人吵架说了“马肝”，就赶紧制止；得罪了太后，也是他来打圆场糊弄过去。不过，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皇帝和儒家都被窦太后牢牢压制，几次反击都以失败告终。直到窦太后寿终正寝之后，才开始新的时代。
而这段历史，不仅是大一统政权初建时期，朝堂上经典的、不同治国理论流派之间的交锋，也给后人留下了众多话题。其中一些，甚至自始至终，都没能得到解决。
汉高祖的例子，对于明太祖来说是一样的。在解决方式上，两个朝代倒是有所不同。
汉朝直接不承认秦朝是正统，称之为“暴秦”，而对反秦武装，尤其是带头举义的陈胜，持肯定态度。刘邦亲自下令，确认陈胜的“王”身份，追认谥号，并且划拨三十户人家，世代守墓祭祀。他的思路主要是，秦朝残暴，没有得到过天命，因此他的反抗理所应当。
而明朝则选择承认元朝，反而否认和批判反元的红巾军。朱元璋在文书里，一边把刘福通称为“红巾妖人”，一边坚持称呼他为“刘太保”，就是不直呼其名，都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的思路不是论证元朝做的对不对，而是要证明，自己只是普通百姓，从未当过官，因此没有对大元效忠的义务；而且，自己也不是有意造反，只是天命主动让他上，实在是害苦了自己啊。
郭康对此评价说，从这个角度看，明太祖确实不如汉高祖思路清晰、心思豁达啊。秦朝虽然一直被人喷，但再怎么说，人家统一天下，也比大元的形象更正面吧。不知道这是怕什么呢？
在他看来，解决“马肝”问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别说家天下的时代了，就算罗马共和国时期那样，没有一个固定的君主，元老院也做不到稳定统治。几百年间，在平民的压力下，选拔元老的法令都改了好几次，元老们都换了好几茬了。又想要论证自己得天下合理，又要论证其他人得天下不合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再说，就算论证得很好，结果又能怎么样呢？自古以来，那些造反的百姓，乃至带头的有组织能力和学识的基层人士，有几个是单纯因为朝廷没有合法性就反了？当年司马氏取代曹氏，搞得像是抽象表演一般，十分难看，但因为曹氏对于基层军官和士兵过于狠毒，而司马氏手下反而轻一些，因此大部分人都熟视无睹，并没有反对他们篡位的动力。而司马氏这种得国的方式，都只有地方大员看不下去而武装反抗，没听说百姓去造反的。大明得天下，难道还不如司马氏正经么？
相反，拿着大明律，给他们诵读，说“现在合法性属于大明，所以按照律令，你们都不准造反”，难道他们就直接散伙回家了？
而且，大明的这个思路，还有个更大的危险。朱元璋一直在论述，说自己和大元关系疏离，没有怎么受过恩惠，因此更有起兵的理由。那么，如果一个和大明关系更疏离、甚至处于外藩的人造反呢？
郭康提醒说，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朱元璋还得感恩大元，但如果有个外族，直接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因此没有对大明效忠的义务，那么，按照明朝这个神奇的合法性论述逻辑，就会发现这个外族，比朱元璋自己还有起兵的合理性了。
到时候，人家圆上了这个漏洞，甚至还可以故意借此说，自己从未受过大明的恩惠，连道德压力都没有了——这下好了，感情这个外族的叙事，才是完全体的大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