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榜进行中，李清忐忑中，等待这最后的判决。
一直到张榜结束，一干考官都离开了贡院，李清也没等到判决结果。
一正二副三位主考，一起前往乾清宫复命。
承辉帝看上去心情不错，勉励了几句之后，把两位副主考打发了，让李清一人留下。
君臣二人独对的时候，承辉帝的语气就没那么客气了。
“朕观一甲前三的卷子，以文采观之，并无伯仲之分，最后的排名，爱卿以个人喜好而定。朕以为，并无不妥之处，只是爱卿要当心了，都察院的有心人，怕是会不安分啊。”
承辉帝的态度很明确，你搞的小手段，朕觉得无伤大雅，就不跟你计较了，但不是朕不知道，而是一清二楚。最后，如果被都察院的人拿排名说话，弹劾你的时候，也别指望朕出面帮忙平事，你自己想法子搞定。
从承辉帝的角度看，会试前三名的排名很有意思，内阁里至少有三位阁老不满意。谁当阁老，手下没点虾兵蟹将，这些人鸡蛋里挑骨头的本事，承辉帝还是很有信心的。
尤其是会元的卷子，里头心学一脉的气质，隔着十几步都能感受到。
程朱一脉与陆王一脉之间的学术之争，从明朝打到大周朝，一百多年了，也没停手的意思。都是圣人一脉，为何要打架了呢？这个事情说起来话就长了。
汉初的时候，皇帝用的是道家的黄老之说治国。那时候儒家各种被歧视，窦太后深知干过一件事，把一个儒生丢猪圈里跟野猪搏杀。那时候是儒家，自己的内部也分好多个派系互相干，互相看不顺眼。
一直到董仲舒出现并与汉武帝达成了一致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往后想对消停了那么一段时间，东汉的时候，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又干了起来。
这个可以理解为传统门阀与后起之秀之间的干仗。
在往后就是一个对外的阶段了，佛教入侵后并快速壮大，甚至对儒家形成了压制的局面。
从中晚唐到北宋这段时间，差不多都是佛教占了上风。
这个怎么解释呢，人都是需要精神世界的。儒家对比佛教，门槛高了不少。
教派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在下沉市场优势明显。
不过佛教的日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历代皇帝中不乏灭-佛的举动。
具体原因嘛，就是寺庙有田产，还不交税。稍微想有点作为的皇帝，一看这个就表示不能忍了。我得干它！还有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论是寺庙还是道观，总有一些不正经的假修行者。接着信仰之力敛财，各种奢靡银乱。
你都给自己养成肥猪了，还没有自保之力，皇帝看见了会怎么想呢？
反复被收拾后，在这片只有皇权掌握了与上天沟通权利资格的土地上，宗-教也成为辅助皇帝统治的工具，不愿意当工具的，那就请去死好了。
回到北宋年间，当时的儒家为了对抗外来宗教的侵袭，一代学者们进行了反思，并反过来研究佛家经典，将一部分有用的东西纳入到自家的体系内。
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二程，朱熹、陆象山，以及后来的王阳明，是二人学术的继承并发扬光大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理学和心学之争，是兄弟之间的学术思想之争。
只不过二程这哥俩，生前怎么都想不到，他们的学生后辈，能打出狗脑子。
那么这两派争的都是什么呢？
自然是话语权，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权！要不是朱元璋横插一杠子，非要以理学为显学，逼着参加科举的人只能学朱熹，没准明朝的两派学者能打的更凶残。
言归正传！
承辉帝的敲打不轻不重，无非就是让李清明白，你们搞学术之争的事情，朕不插手。但是你要想糊弄朕，那是万万不用想的。
李清当然听懂了承辉帝的意思，每个皇帝的执政风格都不一样，李清了解承辉帝的风格，自然要做出明确的表态：“臣谢陛下宽仁，臣知陛下有志复汉唐之风，然则当今儒学一脉执牛耳者，多为因循守旧，暮气沉沉之辈。于陛下之志，多有不谐者。故臣窃以为，破旧立新，正当其时。”李清也是有雄心壮志的，只不过他认清了现实，想改变就必须进行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李清的意境是要高于张廷恩的。
“哦，以爱卿之见，如何破旧立新？”承辉帝来了兴致，吩咐裘世安搬个墩子来。
李清谢过落座，昂首对视皇帝时，心头涌起一股强烈的斗志。
“臣以为，明太祖重农耕而轻工商，埋下了明末财政破产的祸根。本朝太祖有所改善，该因立国之初，事事求稳而略作微调。后因开海之利，大大缓解财政之困，旧有势力过于庞大，很多事情耽搁了下来。陛下有太祖之风，臣愿为过河之卒，不求一时，但求一世。。”
话不用多说，李清干脆利索的表明的态度。
通俗一点可以这么理解，我早看朝中这帮虫豸不爽了，当初我上奏清欠，被人群起而攻之，这个仇我得报。传统力量太过庞大，那就想法子拉上新的力量进场。我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慢慢的跟这帮人耗到死为止。
所谓的新，自然是现在看起来还很弱小的工商。
李清这个观点，与承辉帝要解决朝廷财政困难的阶段性目标是高度重合的。
每个朝代其实都差不多，一开始治理成本都不高，越往后，治理成本就越高，同时财政收入的增幅远远落后。这个矛盾无法解决，总是会一直存在的，都是一个阶段又进入一个阶段。可以理解为周期，但不是经济周期。
农耕集权时代是没有所谓的经济周期的，也不存在通货膨胀。明清两朝，全世界的白银都在涌入中-国，也没见整体物价有太大的波动。原因就是白银没有变成资本，也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这就是制度性对工商业压制的带来的必然结果。
生搬硬套前苏的五阶段理论，强行套了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