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上海第二十一棉纺织厂，上海人都习惯叫国棉廿一厂，它的前身是荣氏家族一九一五年创办的“申新纺织无限公司”。一九一七年，因荣氏家族在上海的英租界宜昌路96号，又新建了一家纺织厂，就把“申新纺织无限公司”改为“申新第一厂”。
到了接下来的二十年代，荣氏家族又在无锡建了“申新第三厂”，在武汉建了“申新第四厂，”在上海又建了第五第六和第七厂。
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申新第一厂”和其他的几家纺织厂，都被日资“丰田纺织”霸占。到了抗战胜利的一九四五年，这些申新纺织厂，又都重新回到了荣氏家族手里。
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申新第一厂”合并了纬昌纱厂等一众小型企业，到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又整合了启新纱厂、兆丰纱厂等企业，正式定名为“国营上海第二十一棉纺织厂”，工厂主打纯棉府绸和平布的生产，成为了上海棉纺织行业的骨干企业。
潘大龙和陈贵根到了国棉二十一厂，找到了亲戚介绍的那个人，那人带着他们两个去仓库看了，两个人这才明白，为什么这里的铁木织机这么便宜，原来这十七台铁木织机，都是人力铁木织机。
虽然大多数铁木织机，都是解放前生产的，但很多厂在解放后，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技术革新时，都对铁木织机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马达，陈贵根他们在国棉四厂买来的那三台就是。
这十七台铁木织机是日本生产的“石丸”牌，虽然已经使用了四五十年，但看得出来，当时生产这批织机的用料和做工都很考究。带他们来的那人和他们说，这批机器，他们厂里去年还在用，除了生产效率和新的自动织机没办法比之外，其他没什么毛病。
因为这批机器刚从车间被淘汰下来，在仓库没放多久，铁件还是锃亮的没有生锈。
潘大龙和陈贵根用手试了试，机器还很结实，拉回去还是能用能卖。
陈贵根悄悄和潘大龙说，马达我自己可以加装，现在一台旧马达，不过五六十块，这样算算，这一台机器的成本，还是不会超过两百块，拉回去改造好，哪怕自己不用，卖卖也能一台赚个百十来块。
两个人觉得也不用和其他两个股东商量，就决定把这十七台铁木织机都买了下来。
这样，他们就有了二十台铁木织机。有了二十台铁木织机，络筒机和整经机就不够。一台络筒机只能满足六到八台织机的纱线供应，而一台整经机，每天可做两到三个经轴，供十二三台织机使用，这样，他们又再买了两台络筒机，一台整经机。
相应的，还增加了十七台卷布机。
这么多机器，一辆汽车装不下，他们雇了两辆车，才把这所有机器都拉回到绍兴。
一看到两个人拉回这么多机器，赵小兰吓了一跳，她原来只说动了纺织厂的两个女同事，辞职来他们这里上班。加上她三个人，一天把原来厂里的三班，分成两班，大家虽然累一点，但工资收入也要比在纺织厂的时候高很多。
现在一下子变成二十台，那需要的工人就远远不够，不仅要再去鼓动纺织厂更多的工人，如果鼓动不了这么多，就要新招，新招进来的工人，都需要她进行培训。
而王国根和毛金根两个股东，一个看到很亢奋，一个看到就勃然大怒。
王国根是想，本来他们租的场地，就放得下二十台织布机，而现在布又供不应求。
他去柯桥的水街看过，看到那些乌篷船载着布匹一到，马上就有好几个买布的客人同时跳上船，搞得乌篷船摇摇晃晃，差点翻掉或者沉下去，卖布的船家都在破口大骂了，但这些买家谁也不肯上岸，要留在船上，就怕自己一上岸，这船上的布，就被其他人抢走。
柯桥水街之所以这么受欢迎，会有这么多客户和卖家来这里交易，那是因为这水街，其实也是黑市。
根据当时国家的相关规定，就是绍兴的这些私人作坊和小工厂，他们生产出来的布匹，也是需要由当地的供销社统一收购，每台织机，都有额定的收购布匹数，就像统购粮一样。
大家去国营的纺织厂采购计划外棉纱，也需要凭当地社队企业局开具的介绍信，那些领了营业执照，又没有完成统购任务的，不仅供销社会找上门，你还连这样的介绍信都开不出来。
工厂卖给他们的棉纱，每公斤计划外要比计划内贵五毛钱，而供销社收购布，又有统一的收购价，要是他们把生产出来的布，都卖给供销社，那就几乎生产一米就亏一米。
所以每台织机，基本都是二十四小时在运转，就为了能多生产统购任务之外布匹，把这些布运到柯桥来卖，每米布可以比卖给供销社多赚三到五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