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上海第二十一棉纺织厂,上海人都习惯叫国棉廿一厂,它的前身是荣氏家族一九一五年创办的“申新纺织无限公司”。一九一七年,因荣氏家族在上海的英租界宜昌路96号,又新建了一家纺织厂,就把“申新纺织无限公司”改为“申新第一厂”。
到了接下来的二十年代,荣氏家族又在无锡建了“申新第三厂”,在武汉建了“申新第四厂,”在上海又建了第五第六和第七厂。
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申新第一厂”和其他的几家纺织厂,都被日资“丰田纺织”霸占。到了抗战胜利的一九四五年,这些申新纺织厂,又都重新回到了荣氏家族手里。
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申新第一厂”合并了纬昌纱厂等一众小型企业,到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又整合了启新纱厂、兆丰纱厂等企业,正式定名为“国营上海第二十一棉纺织厂”,工厂主打纯棉府绸和平布的生产,成为了上海棉纺织行业的骨干企业。
潘大龙和陈贵根到了国棉二十一厂,找到了亲戚介绍的那个人,那人带着他们两个去仓库看了,两个人这才明白,为什么这里的铁木织机这么便宜,原来这十七台铁木织机,都是人力铁木织机。
虽然大多数铁木织机,都是解放前生产的,但很多厂在解放后,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技术革新时,都对铁木织机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马达,陈贵根他们在国棉四厂买来的那三台就是。
这十七台铁木织机是日本生产的“石丸”牌,虽然已经使用了四五十年,但看得出来,当时生产这批织机的用料和做工都很考究。带他们来的那人和他们说,这批机器,他们厂里去年还在用,除了生产效率和新的自动织机没办法比之外,其他没什么毛病。
因为这批机器刚从车间被淘汰下来,在仓库没放多久,铁件还是锃亮的没有生锈。
潘大龙和陈贵根用手试了试,机器还很结实,拉回去还是能用能卖。
陈贵根悄悄和潘大龙说,马达我自己可以加装,现在一台旧马达,不过五六十块,这样算算,这一台机器的成本,还是不会超过两百块,拉回去改造好,哪怕自己不用,卖卖也能一台赚个百十来块。
两个人觉得也不用和其他两个股东商量,就决定把这十七台铁木织机都买了下来。
这样,他们就有了二十台铁木织机。有了二十台铁木织机,络筒机和整经机就不够。一台络筒机只能满足六到八台织机的纱线供应,而一台整经机,每天可做两到三个经轴,供十二三台织机使用,这样,他们又再买了两台络筒机,一台整经机。
相应的,还增加了十七台卷布机。
这么多机器,一辆汽车装不下,他们雇了两辆车,才把这所有机器都拉回到绍兴。
一看到两个人拉回这么多机器,赵小兰吓了一跳,她原来只说动了纺织厂的两个女同事,辞职来他们这里上班。加上她三个人,一天把原来厂里的三班,分成两班,大家虽然累一点,但工资收入也要比在纺织厂的时候高很多。
现在一下子变成二十台,那需要的工人就远远不够,不仅要再去鼓动纺织厂更多的工人,如果鼓动不了这么多,就要新招,新招进来的工人,都需要她进行培训。
而王国根和毛金根两个股东,一个看到很亢奋,一个看到就勃然大怒。
王国根是想,本来他们租的场地,就放得下二十台织布机,而现在布又供不应求。
他去柯桥的水街看过,看到那些乌篷船载着布匹一到,马上就有好几个买布的客人同时跳上船,搞得乌篷船摇摇晃晃,差点翻掉或者沉下去,卖布的船家都在破口大骂了,但这些买家谁也不肯上岸,要留在船上,就怕自己一上岸,这船上的布,就被其他人抢走。
柯桥水街之所以这么受欢迎,会有这么多客户和卖家来这里交易,那是因为这水街,其实也是黑市。
根据当时国家的相关规定,就是绍兴的这些私人作坊和小工厂,他们生产出来的布匹,也是需要由当地的供销社统一收购,每台织机,都有额定的收购布匹数,就像统购粮一样。
大家去国营的纺织厂采购计划外棉纱,也需要凭当地社队企业局开具的介绍信,那些领了营业执照,又没有完成统购任务的,不仅供销社会找上门,你还连这样的介绍信都开不出来。
工厂卖给他们的棉纱,每公斤计划外要比计划内贵五毛钱,而供销社收购布,又有统一的收购价,要是他们把生产出来的布,都卖给供销社,那就几乎生产一米就亏一米。
所以每台织机,基本都是二十四小时在运转,就为了能多生产统购任务之外布匹,把这些布运到柯桥来卖,每米布可以比卖给供销社多赚三到五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