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车站门口的武林路上，大头更是悲哀地发觉，自己连抵赖都抵赖不了，自己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乡下人，他不知道省委第一招待所在哪里，更不知道自己该坐哪一路公交车，又到哪里转车，最后在哪里下车，睦城哪里有这些东西。
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他面前，骑在车上的踏儿哥，用手“咣咣”地摇动着三轮车刹车的手柄，用杭州话问他：
“奥扫，奥扫（快，快），气不气，气不气（去不去）？”
大头连忙问：“去省委第一招待所多少钱？”
大头说的是普通话，踏儿哥斜睨了他一眼，看他是外地来的，还是用杭州话和他说：
“八块。”
从这里到省委第一招待所，一般都是五块。而杭州人都喜欢这样，不管是商店的营业员，还是公交车的售票员，或者踏儿哥，你和他说普通话的时候，他们都要坚持和你说杭州话，似乎是用这来明确自己杭州人的身份，确定你就是一个乡下人。
大头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块，然后说：“不用找了。”
他这是用自己的豪迈，来掩饰内心的瑟瑟发抖。
踏儿哥的头往后一甩，连句谢谢都没有，心里大概还在骂大头瘟猪和背时鬼。大头坐上车，踏儿哥用手捏了捏压气喇叭，喇叭发出“嘎咕嘎咕”的声音，车子在行人和自行车流里扭来扭去，像一条泥鳅般钻了出去。
踏儿哥把大头送到省委第一招待所门口，大头在这里下了车。
他走到大门口的值班室，看到门口值班室里的保卫干部，这里的保卫干部，实行的是公安和企业双重管理，身上穿着的是和老铁他们一样的正规的公安制服。头戴一顶白色的大檐帽，上身是白色的制服，下面是藏青色的裤子。
大头犹豫了一会，这才走过去，保卫干部看到他，马上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你来找谁？住在几号楼？叫什么名字？你和他什么关系？”
大头懵了一下，怯怯地说：“我来找山……哦哦，我找杨卫丽。”
“杨卫丽是谁，她住几号楼？”
大头提高了些声音：“她不是住在这里，她是这里的服务员。”
“服务员？没有这个人，走吧走吧。”
保卫干部说着就朝大头挥着手，大头心里骂了一声，他往后退了两步，不死心，又走近，继续说：
“她是新招来的，从睦城新招来的。”
“新来的？新来的都还在培训，你是她什么人？”
大头吞了口口水，和保卫干部说：“我是她邻居，从睦城过来的，她家里，她家里让我有东西带给她。”
“你等着。”
保卫干部说着就要去打电话，这时从里面开出一辆黑色的红旗小轿车，保卫干部马上朝大头挥着手：
“靠边，靠边。”
大头连忙让到边上，保卫干部站直了，朝小轿车敬了一个礼，目送着它开出去，这才走去值班室的桌子上，拿起电话拨出去。
他拿着话筒说了几句话，放下电话走到门口，和大头说：
“他们要十二点培训结束，你在这里等着吧。”
大头看看他身后的值班室里，摆着有木头的沙发，对方没有叫他进去，大头就没敢走进去。头顶的太阳很毒，大头朝两边看看，他走去了值班室边上，在值班室的阴影里，把身上背着的挎包拿下来，放在地上，然后一屁股坐在挎包上。
挎包太低，大头坐在那里更像是蹲着，他的两脚酸疼，又没法站起来。值班室的房子低矮，这就让它的阴影也很短，大头要是站起来，他的头就会在大太阳下，只有坐着或者蹲着，才能把自己整个身子，都隐藏进阴影里。
大头腕上没戴手表，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总感觉应该已经过了十二点，大头在心里骂着，这值班的是不是已经把自己给忘记了。他站起来，再走到值班室的门口，保卫干部看到他，扭头朝墙上的钟看看，大头也看到了，时间已经是十二点半。
保卫干部嘀咕了一声，大头也没听清他嘀咕什么，嘀咕完了，他又拿起桌上的电话，这个时候，大头看到从里面走出一个人。
这个人穿着一套紫红色的衫裙套装，头上的头发没有披下来，而是在脑后挽了一个发髻，脚上穿着一双平底的皮鞋，整个人看上去很干练。
大头看着这个人似乎很面熟，又有些脸生，再细看一下，发现正是山口百惠。她让大头感到陌生的原因，是他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头发，挽成一个发髻的样子。
大头赶紧和保卫干部说：“来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