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看画的那些人，在看到大林的这幅《捉泥鳅》，觉得画得好、画得像的同时，又隐隐约约觉得这画好像和他们看到过的画，都不一样。
这幅画现在还在，如果现在你有机会看到它，再把它和同时期的那些油画做比较，就能发现，区别是那么明显。
那时的美术作品崇尚的是“革命美学”，画面里的每个人物，不像是从日常生活中移植过去的，而是像在舞台上的亮相，有追光灯在追着他，他必然会摆出一个最佳角度的造型。
潘嘉峻的《我是海燕》里那个女架线员，即使披着雨衣，在狂风骤雨中，爬在电线杆上，拿着话筒在试电话线有没有接通，她在暴风雨中叫着“我是海燕”时，她的脸上仍然带着轻松愉快的微笑，脸色依然是红润的，好像刚涂了胭脂。
陈逸飞和徐纯中画的抗洪英雄金训华，即使在洪水中，也仍然会摆出一个类似《红灯记》里，李铁梅高举红灯的造型，以表达他的无所畏惧。他在洪水中，衣服很整齐，里面穿着白衬衫，两只手腕上的袖子，也挽得整整齐齐，看上去那些洪水，都是虚拟的。
而在所有画面中，不管是珍宝岛的战士，还是洪水中的金训华，或者是暴风雨中的女架线员，脸上身上都不许有污垢，一律都是红光满面，要不是他们的背景告诉了你们他身处在何地，你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在战斗中，是在和洪水搏斗中，是在狂风骤雨中。
那个时候，大家普遍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像老严他们睦城搬运队的搬运工人们，夏天主要是光膀子，即使穿着衣服，那衣服也是破烂不堪，谁会穿着一件新衣服去干体力活？
但在“红光亮”的美学原则指导下，这些油画里的人物，不管他在干什么，穿着的都是新衣服，光膀子那更是不允许出现的。
陈逸飞和魏景山的《开路先锋》里，那些筑路工人，在现实中他们的穿着肯定和老严他们一样，但在画里，他们不仅穿戴着整洁的衣服和帽子，最中心的那个扛着重荷的筑路工人，不仅一件黄色的背心锃亮，连挂在脖子里的毛巾也是雪白。
何绍教的《学耕》里，女知青在水田里跟着一位睦城的大嫂学耕田，她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就连那位农村妇女，也一样衣衫整洁，围着的也是一块新围裙。
她们即使在水田里干活，也不会像大林这幅画里的细妹和磕了磕了响一样，脸上身上都沾满泥巴，她们的农活真是轻松，充满了浪漫和诗意。
但实际上，在睦城的街上，你都很难看到穿这么好的女知青，更别说还有人会那么背，背到了穿着一件白衬衫去水田里干活。
所有的这些画，都已经远远地脱离了现实的生活，他们在画里表演着一种带有政治意涵的革命浪漫主义，是不必遵循生活的真实的。
看着这些画的人，会觉得“一眼假”，觉得这些画里的人，根本就不是自己的身边人，和看到大林的画时，虽然知道他们是老莫家的小孩，是老周的孙女，但会觉得很亲切，觉得这些就是自己家里的小孩，邻居的小孩，甚至是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这才是他们觉得看着这幅《捉泥鳅》，好像和自己看到过的那些画，有哪里不一样。
特别是画里的詹国标，怎么可以这样画，怎么可以穿着这么破烂的衣服，他们可是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是祖国的新一代接班人，怎么可以穿得像叫花子一样？
虽然那个时候，在街上穿得和詹国标一样破烂的小孩还有不少。那时的小孩，脸普遍是菜色的，还有很多小孩，脸上有因为营养不良而造成的一块块白斑。但在画里，他们必须红光满面，必须手握着红缨枪，精神抖擞，衣衫整洁，一看就像是祖国的花朵。
大林的这幅画，可以说是让睦城人第一次看到了，原来艺术是可以表现生活的真实的，而当艺术开始表现生活的真实，而呈现出艺术的真实时，原来这画可以这么好看。
画里的小孩，哪怕光着膀子，穿得破破烂烂，也一样可以生龙活虎，哪怕脸上和身上沾着泥巴，也一样可以很美。
这样的画，可以说是打动了睦城人的心，因为打动人心，而在睦城造成了轰动。
蚕种场的场长看着画，认出画的是他们的桑园，他和桑水珠说：
“我们那天还不知道，是哪个把我们桑园里的水沟，挖得乱七八糟，小桑，原来是你儿子带头的？”
桑水珠笑着问：“要不要去帮你们整整平啊？”
“不用，不用，你和大林大头说，想挖的时候，就继续来挖就是。”场长呵呵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