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2月13日清晨，巴黎的报童们比往常更早地涌上街头，挥舞着报纸，声嘶力竭地喊着：
“《小巴黎人报》！索雷尔先生从封锁区传来的报道！”
“《费加罗报》！阿尔勒街17号日记！独家！”
“看报看报！霍乱封锁区真相！”
圣日耳曼大道上的咖啡馆刚开门，侍者还没来得及擦完桌子，就有客人冲进来要报纸。
蒙马特街角，一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扔下五个生丁，抢过一份《小巴黎人报》，靠在路灯杆上就读起来。
他旁边立刻围过来好几个人，凑在一起看。
报纸头版，标题醒目：《阿尔勒街17号日记（一）——来自莫里斯·巴雷斯》
【……我们开始用石灰石反复冲洗楼道和厕所……
……所有饮用水都必须煮沸后倒入干净的容器中冷却……
……我们用木桶收集病人的排泄物和呕吐物，还要加入大量生石灰搅拌，然后在公寓后院角落深坑掩埋……
……我们用沸水煮了所有餐具、所有病人用过的布料……
……每个人，无论健康与否，都开始饮用加了少许盐的温开水……
……但令我动容的并非这些措施，而是执行过程中展现的人性光辉。
五楼的拉法埃勒太太，她的丈夫病倒了，病情危重，至今还昏迷不醒。
为了避免传播霍乱，她自愿将自己和丈夫隔离在房间内，食物和水由邻居放在门口。
三楼那位曾威胁要泼开水的贝尔特女士，如今正积极地分配物资和监督卫生。
她挨家挨户检查水是否烧开，呵斥那些想偷喝生水的孩子。
卡隆先生对我说：“索雷尔先生没让我们变成圣人，但他让我们明白，想活，就得互相看着点，互相帮衬点。”
……
奇迹或许正在发生，入院即死的魔咒在这里似乎被打破了。
七名病人，除一名年迈体衰者去世外，其余六人尽管依然虚弱，但剧烈的呕吐腹泻在补充盐水后有所缓解。
最重要的是，自从严格执行索雷尔先生的方案以来，已经五天了，公寓内没有出现一例新增的霍乱病人。
恐惧仍在，但希望已经开始升腾！】
而《费加罗报》则刊登了斯东·卡尔梅特的报道。
【我进这栋公寓仅仅一天，就看到了那些被政府抛弃的人，是怎么活的。
这里的人，比我想象的更穷，也比我想象的更坚强。
三楼的洗衣工让娜，丈夫是第一个被卫生署拉走的病人，第二天就死在了医院。
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五岁。她自己也被感染了，拉了好几天肚子。
今天下午我去给她送面包。她躺在床上对我说：“好心地先生，别担心我，我好多了。索雷尔先生的盐水真管用。”
我问她：“你害怕吗？”
她说：“怕。但我更怕我的孩子没人管。索雷尔先生说了，只要我好好喝水，好好吃饭，就能活。我得为孩子活下去。”
……
四楼的年轻夫妇艾蒂安与玛丽，他们没有孩子，也没有得病。
但他们收留了两个孩子——就是几天死在医院的那对夫妇的儿女，一个六岁，一个七岁。
我去四楼送生石灰的时候，玛丽正在给两个孩子喂热汤，用的是今天马车上带来的牛肉和洋葱。
玛丽对我说：“我们没孩子。正好可以帮帮忙。等能出去了，我们就去办收养的手续”
……
今天傍晚，索雷尔先生把所有大人叫到一起，宣布了“没有新增死亡”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鼓掌。
然后，索雷尔先生说：“能活下去，靠的不是运气，是你们自己。是你们烧的水，你们洗的手，你们倒的生石灰。”
所有人都在点头，有些人甚至哭了出来。
我进这栋公寓的时候，以为会看到混乱、恐慌、绝望；但我看到的是秩序、互助、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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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报道一出来，整个巴黎都炸了。咖啡馆、酒馆里，人们争相传阅报纸。
“你看了吗？阿尔勒街17号只死了一个！医院死了多少你知道吗？”
“七成！我表弟在医院当杂工，他说尸体堆都堆不过来！”
“索雷尔先生说的是真的！水要烧开，要喝盐水！”
“那些医生还说什么瘴气，放血，全是放屁！”
报摊上报纸一分钟就卖光了；报童飞跑着回去取货，回来又很快被抢光。
圣丹尼街，几个工人聚在一起，听识字的人念报纸。
“念大声点！让大家都听见！”
念报的人扯着嗓子喊：“索雷尔先生说，活下去靠的不是运气，是你们烧的水，你们洗的手，你们倒的生石灰！”
工人群里有人喊：“我们也这么干！不管卫生署怎么说！”
“对！我们自己救自己！”
第十一区，奥博坎普街。
虽然封锁还没解除，但警戒线后面，人们也在传阅报纸。
一个中年男人看完报纸，对旁边的人说：“你们看到了吗？莱昂纳尔说的办法是对的！”
“那我们怎么办？卫生署还要拉人去医院吗？”
“拉什么拉！谁去谁死！我们自己干！”
当天下午，奥博坎普街的几个工人代表，就去找了卫生署的人。
“我们不交病人！我们自己治！”
第十九区，美丽城，阿尔勒街其他公寓的住户，早就被报纸上的报道点燃了。
当天傍晚，这里又有三栋公寓宣布：拒绝卫生署进入，拒绝交出病人，按照索雷尔先生的方法自救。
第二十区，紧随其后。
到2月13日晚上，已经有七栋公寓宣布“独立”。
消息传到塞纳省政府时，欧仁·普贝尔正在和卫生署的人开会。
秘书敲门进来，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普贝尔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又来了？七栋？”
“是的，普贝尔先生。第十一区三栋，第十九区三栋，第二十区一栋。还有更多公寓正在讨论。”
普贝尔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卫生署的亨利·莫诺小心翼翼地问：“普贝尔先生，怎么办？”
普贝尔停下脚步，咬着牙说：“怎么办？封锁！全部封锁！谁敢抵抗，就封谁！”
亨利·莫诺愣住了：“普贝尔先生，阿尔勒街17号还没解决，再封锁七栋......”
“我说封锁！听不明白吗？”
亨利·莫诺不敢再说话，转身去传达命令。
2月14日清晨，巴黎的警察和卫生署倾巢而出。
十一区，奥博坎普街。三栋公寓被黄色的警戒线围了起来。
十九区，美丽城。又有三栋公寓被封锁。
二十区，工人区。最后一栋公寓也落入了包围圈。
但是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警戒线拉好的第二天，街角就出现了马车——很多很多的马车。
每辆车上都堆满了物资。面粉，土豆，洋葱，咸肉，煤炭，干净的水桶，生石灰，漂白粉。
和四天前阿尔勒街17号门口的情景一模一样。
警长冲到车队前面，想拦下马车：“停下！这里被封锁了！任何人不得进入！”
但车夫们没有停，他们继续赶着马车往前走，直到被警察拦住。
警察正要动手，马车后面走出来一个人。警察立刻认出了那标志性的宽大额头——那是爱弥儿·左拉。
“左拉先生？”警长愣住了。
“这些物资是送给里面的人的。让他们进去。”
“不行。这是高官的命令。”
“我知道是高官的命令。但我也知道，里面的人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煤炭。他们会饿死，会冻死。”
“那是他们自己选的。他们拒绝交出病人。”
“他们拒绝的是送病人去医院等死。报纸上写了，阿尔勒街17号只死了两个。医院死了七成。你觉得他们选错了吗？”
警长的脸从红变白，从白变青。左拉是法兰西最著名的作家，抓是不可能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