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尔·索雷尔在圣托马斯医院的病房里，手里是拿着来自英国内政部的公函——
【致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
鉴于您多次未经许可进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领土，现根据相关法律，决定将您驱逐出境。
您必须在收到本通知后七日内离开英国本土。此后，您将被禁止进入英国本土及所有英国海外殖民地、保护国。
如逾期未离境，警方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他对驱逐令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就从报纸上读到了那些新闻，也从左拉和莫泊桑那里听到了外界的议论。
莫泊桑愤愤不平：“他们想把所有事都怪到你头上。埃及人、印度人反抗是因为英国的殖民和压迫——
但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
莱昂纳尔放下报纸，没有说话。
这些反抗和动荡，根源确实在于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和各地的民族主义觉醒，还有十九世纪末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
他的小说，最多只是一个催化剂，为这些反抗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凝聚人心的反派符号。
但符号的力量，有时确实超乎莱昂纳尔的想象，甚至是远远超乎。
原版《1984》里的“Big Brother”，是对极权主义的隐喻，是对权力异化的批判，出版以后也震动了世界各国。
主动对号入座并禁止该书出版的不仅有苏联、东欧各国，还有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萨拉查政权时代的葡萄牙、军政府时期的希腊、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等国家。
此外还有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美国的爱荷华州、弗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等地区。
英国虽然并没有公开禁止《1984》，但是当时的公共图书馆拒绝采购本书，BBC也多次拒绝将其进行广播改编。
并且在英属马来亚、英属肯尼亚、英属塞浦路斯，《1984》都被非正式封禁或限制传播过。
在1882年，这个符号转变为“Old Lady”的，竟然爆发出了远比原版更加恐怖的力量。
现在想来，也是正常的，因为此时，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正在运行的巅峰期。
对被殖民者来说，“Old Lady”不是隐喻，她就在总督府、警署、税务所和军营里。
1949年的《1984》是在告诉人们：“未来可能会这样。”
1882年的《1984》则是在说：“你现在就在这里。”
莱昂纳尔没有想到事情最终会这样发展，但他也无法否认，这确实发生了。
苏菲走进病房，她也知道了驱逐令的事，脸色不太好看：“你的腿还没完全好，要再休养两周才能长途旅行。
火车太颠簸了，你的伤口可能重新裂开。”
莱昂纳尔不以为意：“早上坐火车出发，晚上就能到巴黎，总比被警察押送着离开要好。给我准备个厚垫子就行。”
他看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又要下雨了。伦敦的冬天总是这样，阴冷，潮湿，不见阳光。
他就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禁止了《1984》的地方，离开这个他遇刺的地方，离开这个女王遇刺的地方。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来伦敦的时候，那是1880年，他带着《良言》的邀请而来。
现在，他要离开了。带着腿上的伤，带着那根藏着刺剑的手杖，带着驱逐令。
1882年12月27日，圣诞节刚刚过完，圣托马斯医院的病房里冷冷清清。
窗外没有下雪，但气温很低，寒气透过窗户的缝隙渗进来。
莱昂纳尔恢复得比预想的要快，已经可以自己行走了。他拄着诺曼·麦克劳德送的那根手杖，在病房里慢慢踱步。
左腿还有些疼，但已经不影响基本的活动。
苏菲在收拾东西。他们的行李不多，不过是几件衣服。大部分东西已经提前送到了火车站，今天只需要带随身物品。
艾丽丝也在帮忙。她把莱昂纳尔换下来的病号服叠好，放在椅子上。她的眼睛红红的，显然哭过。
“别难过。”莱昂纳尔对她说，“我们回法国，回巴黎。那里有我们的朋友，有我们的家。”
艾丽丝点点头，但眼泪又流下来了。她不是难过要离开英国，她是难过莱昂纳尔受的伤，难过几周来经历的一切。
左拉和莫泊桑来了。他们今天要和莱昂纳尔一起去查令十字车站，从那里坐火车到多佛港，然后换乘海船到法国。
“火车早上十点开。”左拉说，“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莱昂纳尔点点头。他最后检查了一遍病房，确认没有遗漏的东西，然后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拿起手杖。
苏菲挽着他的另一只胳膊，搀扶着他行走。艾丽丝提着一个小包。
他们走出病房。走廊里很安静，大部分病人都回家过节了，除了看守他的警察，只有几个值班的护士在。
在楼梯口，他们遇到了约瑟夫·李斯特医生，他手里拿着病历本，正在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地巡视。
“要走了？”李斯特医生问。
“要走了。”莱昂纳尔说，“谢谢您，医生。没有您，我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