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呼吁公众信任司法程序，法庭将依法审理，正义将得到伸张。
此刻需要的不是情绪化的批评，而是对法律程序的尊重与耐心。】
而立场一向偏向平民的曼彻斯特的《卫报》，头版标题直接是：《这是阶级的审判！》
【当一个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周薪一镑十先令的码头工因“煽动性言论”被起诉时，我们不得不问：他到底说了什么？
根据起诉书，他的“罪行”包括：今年七月，在《星报》上说“邦德先生是个好人”，还说“杰克船长比海军老爷有趣”。
这就是“煽动”？这就是“颠覆”？
如果是，那么曼彻斯特一半的工人都该进监狱——他们每天都在抱怨工钱太低、工时太长、老板太苛刻。
按照这个标准，任何不满的言论都能被定义为“煽动”！
更令人担忧的是陪审团问题。这些被告——工人、小贩、学徒——将由谁来审判？
由那些从未踏足贫民区、从未体会过饥饿、从未为孩子的学费发愁的绅士吗？
法律说“人人平等”，但当审判者与被审判者活在两个世界时，这种平等只是纸面上的谎言。】
工人读物《劳工之声》用整整两版刊登了被捕者的详细情况，还有家属的采访记录：
“警察凌晨三点来的，拼命砸门，把我丈夫从床上拖起来。孩子们都吓哭了。”
“他们说他是煽动者。我问他煽动什么了？他们说他在酒吧里说了不该说的话。什么话？他们不说。”
“我父亲六十七了，关节炎，走路都难。他们也给他戴了手铐。”
文字朴素，没有煽情，但更有力量。
它的发行量不如《泰晤士报》，但目标读者是工人、小贩、手工业者——正是那些被捕者的同类。
报道在这些群体中迅速传播，所以虽然恐惧在蔓延，但愤怒也在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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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2年的英国，一场刑事诉讼的流程是漫长的。
从被告被传唤或逮捕、进入警署、申请保释、案件被提交至治安法庭后，起诉书还要进行反复修改。
由于被起诉的人员多达几十人，所以还需要合并或者拆分被告。
名单要经过内政部与总检察长反复磋商，才能最终确定下来。
而对三十二个平民被告来说，这是最折磨人的阶段。
虽然律师在一周内就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保释出来了，但他们仍然被限制出行以及禁止对媒体发言。
每个人都丢掉了工作，有些人全家都已经被房东赶出了大门，生活悬而未决。
幸亏突然有人给他们10英镑的补贴，加上劳工协会提供的临时住所，让他们不用露宿街头。
要不然在英国，没有固定住所，露宿街头与死亡没什么两样。
巡夜警察会把他们送进拘留室，以“流浪行为”提交给治安法官。
在短至几分钟的听证后，流浪者通常会被判“强制劳役”，然后监狱内的工坊和惩教工场，就能喜提免费劳动力了。
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没有任何人权，他们会安排那些最累、最危险的工作，同时在饮食和休息上没有任何保障。
再次见到外面的太阳时，一般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良言》的前主编诺曼·麦克劳德则完全不用担心，他之前就拒绝了莱昂纳尔让他去巴黎的建议。
他甚至仍然住在自己的乡间别墅里，只需要每天和上门巡视的警察打个招呼就行。
作为伦敦上流社会的一员，他并没有因为这场诉讼而失去什么，反而名声更加响亮。
已经有多家文学期刊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成为杂志的主编或者特别顾问。
关于他的起诉书被反复修改，没有人愿意在上面签下名字，只好在程序的河流中流浪，就像一条永远不会到港的船。
而关于平民的起诉书，在王室的压力下，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正式敲定了，第一次开庭时间也确定了：
1882年的11月25日。
很快，开庭日到了，今天站上法庭的有12个人，地点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位于纽盖特街，紧邻着圣保罗大教堂。
天还没完全亮的时候，“老吉米”和肖恩·奥马拉就被警察叫醒了。
他们是唯二没有得到保释的人。
（第二更，谢谢大家，早点休息，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