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法格又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叹了口气：“好吧。我试试。但你得等我的消息，我说可以走，你才能走。
我说不行，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巴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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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书记官办公室。
书记官阿尔弗雷德·温特坐在书桌后，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册子——那是陪审团预备名册。
名册按选区排列，每一页是一个选区符合陪审员资格的人员名单。
资格标准很明确：
男性，二十一岁以上，拥有年租金价值10英镑以上的房产，或租赁年价值20英镑以上的房屋，且纳税记录良好。
温特正在审核十月份庭审的陪审员名单。
“煽动案”影响太大，法庭决定组成两个特别陪审团，每个陪审团二十四名预备人选，开庭前再随机选出十二人。
内政部没有发正式文件，但温特三天前接到了内政部常务次官埃德加·温斯洛普的私人便条。
便条措辞谨慎，但意思明确：
“鉴于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与王室尊严，建议在陪审员资格审查时，格外注意候选人的社会稳定性与可靠性。”
温特懂这是什么意思。他翻开名册，开始用红铅笔做标记。标记原则都很“客观”：
东区选区的名单，大部分直接划掉——那里的房产的年租金价值普遍低于10英镑，很难满足租赁价值要求。
即使有少数符合条件的，职业一栏写着“码头工”“搬运工”“小贩”的，也一律排除。
“职业不稳定”“收入波动大”“可能受煽动”——这些理由足够充分。
西区和肯辛顿的名单，保留大部分。房产持有者、退休军官、律师、医生、商人、保险经纪……
这些职业“稳定”“体面”“有社会声誉”。
但温特也遇到几个麻烦。比如，名单里有个叫约翰·哈里森的，是汉普斯特德的图书出版商，符合所有财产资格。
可温特翻阅档案，发现这人去年出版过一本批评帝国殖民政策的书。虽然没被查禁，但显然“思想不可靠”。
于是他用红笔在旁边做了个记号：“需进一步审查”。
又比如，有个叫威廉·福斯特的退休教师，财产资格达标，但温特从档案里知道他参加过宪章运动的集会——
虽然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但谁知道他还有没有“激进倾向”？又一个记号。
审核工作枯燥而漫长。温特每划掉一个名字，就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为了司法公正。
不稳定的陪审员容易受情绪影响，容易被辩护律师煽动。
只有那些有财产、有地位、有责任感的人，才能真正理性地审视证据，做出符合法律精神的判决。
这是制度设计的本意。他不是在操纵，只是在严格执行标准。
办公室门被敲响了。推门进来的是法庭的副书记官查尔斯·埃文斯。
“温特先生，律师协会送来一份质询函。”
“什么质询函？”
“关于这次煽动案的陪审团组成。他们要求法庭公开陪审员筛选标准，并允许辩方律师对候选名单提出异议。”
温特皱起眉：“律师协会？谁牵头的？”
“亨利·布拉德律师。他是曼彻斯特选区议员乔治·布拉德的兄弟，专门接劳工案件。”
温特知道这个人。激进，难缠，喜欢挑战制度。
“回函说，陪审员筛选依法进行，标准公开透明，无需特别说明。”温特说，“辩方律师可以在开庭时对具体陪审员提出回避申请，但无权干预筛选过程。”
“但布拉德律师说，如果法庭不公开标准，他将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审查。”
温特放下红铅笔，揉了揉太阳穴，他知道自己的麻烦来了。
“他凭什么申请审查？”
“他说，如果陪审团全部由有产者组成，而被告全是无产者，那么审判的公正性将受到根本性质疑。这违反了‘同等地位的人审判’的法律原则。”
温特冷笑着：“同等地位？法律指的是‘自由人’，不是‘穷人和穷人’。几百年来都是这么执行的。”
“但布拉德律师说，时代变了。1867年改革法案给了部分工人选举权，那么陪审权也应该相应扩展。他说，如果工人有资格选议员，为什么没资格当陪审员？”
温特不耐烦地说：“因为法律没改！法律规定的财产资格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他要改，去找议会，别来烦法庭。”
埃文斯犹豫了一下：“那回函就这么写？”
温特挥挥手：“就这么写。还有，把这份名单抄一份，送给内政部温斯洛普先生过目。就说我们已经‘格外注意’了。”
埃文斯拿起名单副本，退出办公室。
门关上后，温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感到疲倦，还有一种隐隐的不安。这起案子，比他预想的更复杂。它不再只是一起法律案件，而成了一个政治符号。
各方势力都在盯着，都想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
政府要展示强硬，反对派要展示同情，激进派要挑战制度。
而法庭，被夹在中间。
温特睁开眼睛，看着桌上那本厚厚的名册。红铅笔的标记像血迹，斑斑点点。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刚当书记官时立下的誓言：“维护司法公正，不分贫富贵贱！”
那时候他真心相信。
现在呢？
他摇摇头，甩开这些无用的思绪。他是法庭的官员，只执行法律，不质疑法律。
法律说陪审员要有财产，他就按财产筛选。至于这是否公正——那不是他的问题。
他重新拿起红铅笔，翻开新的一页。
名册还很厚。工作还得继续。
窗外，伦敦的天空阴沉沉的，又要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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