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删掉了具体的英国地名，改成模糊的“帝国中心”。
翻译完了以后，他先给了记者比马尔看。
比马尔说看了一眼手里的几页纸，摇摇头：“登不了报。审查过不了。”
泰戈尔的语气很坚定：“不登报，就用手抄。一传十，十传百。”
比马尔叹了口气：“这很危险。”
泰戈尔点了点头：“是，很危险。书在伦敦已经被禁了。但真正危险的不是我们，是禁书的人。他们在怕什么？”
比马尔想了想，这次没有反对。他们当天就抄了十份，给了十个信得过的人。那十个人又各抄了几份。
不到一周时间，加尔各答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都在私下讨论“那本法国书”。
他们有些人还不知道全书内容，只知道几个关键句子，还有那句标语：“她一直在注视着你们！”
总督府的禁令终于下发时，已经是九月下旬。警察开始搜查书店、报刊摊，要求上缴《良言》增刊。
但他们搜到的很少——大部分早就被藏起来了，书店老板宣称接到禁令就把书烧了，灰烬都倒进了胡格利河。
警察当然不信，但搜了每一家书店，什么也没找到。
其实早在搜查前三天，这些狡猾的老板就把手里的《1984》一页页拆开，藏在不同的地方——
账簿夹层、地板下面、宗教书籍的内页。等有人愿意出高价买的时候，他们才把它“组装起来”销售。
禁令反而让这本书更有价值。黑市上，一本完整的《1984》英文本能卖到10卢比，是《良言》原价的10倍。
手抄的孟加拉语节选本更便宜，但也更危险——持有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逮捕。
九月底，加尔各答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叫萨钦的年轻学生在街头演讲的最后，突然提高声音：
“他们在看着我们！税务局看着，警察局看着，总督府看着！但我们要问——凭什么？凭什么他们可以看着我们，我们却不能看着他们？”
人群里立刻有人喊：“因为他们有枪！”
萨钦说：“枪只能打死人，打不死思想！伦敦现在怕一本书，怕一个法国人写的书！那本书叫《1984》，里面有一句话——‘她一直在看着你们’！”
警察冲过来抓他时，他已经跳下演讲台，混进人群跑了。但他的话传开了。
那天晚上，萨钦躲在朋友家里，朋友问他：“你真读过那本书？”
萨钦摇头：“只读过几页手抄本，但够了。重要的是，伦敦在怕它。如果伦敦怕它，就说明它说对了。”
朋友沉默了一会儿，问：“那个法国作者……他叫索雷尔？”
萨钦点点头：“莱昂纳尔·索雷尔。他曾经在伦敦帮穷人写信，现在因为写了这本书被驱逐。”
“他真的这么做过？”
“嗯，虽然他是法国人，我们是印度人。但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他是第一个在伦敦说出真相的人！”
————————
类似的情况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在爱尔兰的都柏林，英国查禁《1984》的消息，几乎立刻被爱尔兰民族主义报纸当作一份现成的证据：
帝国的统治不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从容！
“OLD LADY IS WATCHING YOU”的口号被印在粗糙的传单上，被涂写在墙角和酒馆后门。
这里没有人关心《1984》的文学价值，但在集会上，“莱昂纳尔·索雷尔”的名字被反复提起。
他被视为一个替所有被统治者承受了大英帝国第一击的殉道者！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知识分子们谈论的并不是小说，而是法国和英国报纸对禁书事件的不同措辞。
莱昂纳尔作为法国作者的身份在这里被反复强调——他来自一个共和国，却被一个帝国驱逐。
这使他迅速被塑造成“替我们发言的欧洲人”。
当地的报纸也在暗示：如果帝国无法容忍这样的表达，那么殖民地就没有保持顺从的义务。
此外，在香港、在孟买、在开普敦、在新加坡、在槟城……《1984》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同一件事——
告诉所有人，大英帝国的统治依赖的不只是武力和法律，还有对语言的控制！
……
而在远在伦敦的苏格兰场，通过电报汇总了各地的数据以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他们缴获的《1984》册数，已经超过了《良言》8月下旬刊的总销量，而且是远远的超过。
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正在不断把《1984》扩散向大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这风雨飘摇当中，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1882年的10月，《1984》引发的骚动几乎让内阁陷入瘫痪。
于是经过整整一个月的“缜密调查”与“口头传唤”后——
一长串名字出现在总检察长亨利·詹姆斯爵士亲笔签名的起诉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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