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赞扬《良言》杂志的主编理查德·埃弗拉德，他展现了出版人应有的勇气！】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在比较英国“虚伪的立宪君主制”和德国“诚实的专制君主制”，顺便给英国再捅一刀。
要知道在这个时代，“专制”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主流语境当中并不是个贬义词，只有在法国等少数国家才是。
维也纳出版的《新自由报》的嘲讽则显得颇为优雅：
【莱昂纳尔·索雷尔总是擅长模糊虚构与现实的边界。
《加勒比海盗》戏耍了英国皇家海军，展现了它的虚弱；而《1984》则直接揭露英国君主制的虚伪。
有趣的是，这篇小说是由英国自己的杂志——《良言》——刊登的。
主编理查德·埃弗拉德先生仿佛在告诉世界：“是的，我们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敢于承认。”
这种勇气值得赞赏。在英国内政严密的监视体系下，埃弗拉德先生逆流而上，捍卫了知识的诚实。
也许，这就是英国之所以为英国的原因之一：
即使是在自我批判时，也保持着一种近乎天真的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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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是所有国家都对《1984》表示欢迎。
圣彼得堡，冬宫。
第三厅长官维科夫斯基将军站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面前，手里拿着一本《良言》增刊。
“陛下，这本小说……极其危险。”
亚历山大三世接过小册子，翻了几页，眉头越皱越紧。
他低声念着那句标语：“‘OLD LADY IS WATCHING YOU’……”
然后又冷笑一声：“这个法国佬，倒是很懂嘛！”
维科夫斯基将军小心翼翼地说：“陛下，小说里描写的‘真理部’篡改历史、‘友爱部’镇压异见……
这些手段，在一些愚昧的读者看来，可能会产生……不当的联想。”
亚历山大三世抬起眼睛：“联想？联想到什么？”
将军的额头冒出冷汗：“联想到……联想到……”
他不敢再说下去了，但也明白面前的沙皇懂得他的意思。
沙皇并没有逼他说出答案，而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小册子扔到桌上。
“收缴。所有流入俄国的这一期《良言》和这本《1984》，全部收缴。
任何被发现持有、传播这本小说的人，按‘煽动颠覆罪’论处。”
“是，陛下！那刑罚……”
“初犯者，流放西伯利亚五年。再犯者，十年。传播者，二十年。”
亚历山大三世顿了顿，补充道：“如果有谁胆敢在公开场合讨论这本书的内容，按叛国罪处理。”
“是！”
命令以电报的形式发往全俄各省。
当天下午，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警察就冲进了各大书店、图书馆、大学阅览室。
“奉第三厅命令！所有《良言》杂志及其增刊，一律上缴！违者严惩！”
在莫斯科大学，一个学生试图争辩：“这是文学杂志！你们不能……”
警察一把抢过他手里的杂志：“什么文学杂志！这是违禁出版物！你，跟我们走一趟！”
学生被拖走了。其他学生低着头，敢怒不敢言。
而类似的场景在俄国各大城市不断上演，警察根据邮局提供的订阅名单，一个挨一个上门收缴。
不到三天，流入俄国的大约一千两百本《良言》杂志，就被收缴了一千本。
只有那些书摊、书店里零售出去的没有被收走，但也大多流入了地下，在黑市上价格翻了一百倍。
《莫斯科新闻》——一家官方报纸——发表了一篇简短声明：
【据悉，近期有境外非法出版物借文学杂志之名流入我国，内容低俗反动，严重违背道德与帝国的精神。
有关部门已依法收缴。请广大民众自觉抵制，勿传勿藏。】
没有提《1984》的名字，没有提莱昂纳尔·索雷尔，甚至没有提《良言》杂志。就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但在地下，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这本小说被疯狂传阅、讨论、手抄。
“听说了吗？莱昂纳尔·索雷尔的新小说英国的女王写成了‘老大姐’，说整个帝国都在她的监视之下……”
“真的？英国杂志自己登的？”
“千真万确！我有个朋友在柏林，他寄了一本过来，现在在悄悄传阅。你要看吗？只能看一晚，明天就得传给下一个人。”
“要！当然要！”
……
而在莫斯科萨多瓦亚-库德林斯卡娅街的一间屋子里，契诃夫抚摸着手里的《1984》，低声说：
“理查德·埃弗拉德？也是索雷尔先生的追随者吗？他实在太勇敢了！
可索雷尔先生不是教导过我，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吗？”
契诃夫对这位主编感到由衷地敬佩，但也产生了淡淡的危机感和嫉妒心——
在英国，居然有人比他还激进地维护着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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