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斯顿靠在椅背上，看着他：“就这些？”
“目前能想到的就这些，首相。”
“你觉得这些够吗？够让巴黎的报纸停止嘲笑我们？够让纽约的报纸停止转载？够让女王陛下满意？”
哈考特不说话了。
格莱斯顿站起来：“我要你在一周内处理好这件事，让舆论平息，让事件过去！”
“是，首相。”
——————————
内政部，威廉·哈考特的办公室。
哈考特面前是内政部的常务次官埃德加·温斯洛普。
他把首相的话复述了一遍，然后问：“温斯洛普，这件事你怎么看？”
温斯洛普沉默了几秒，才缓缓开口：“大臣，这件事的难点在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有正式文件记录。
对索雷尔先生的特别关注，对海关的指示，对《良言》杂志的压力，对苏格兰场合作项目的终止——
都是通过口头沟通和非正式的暗示完成的。”
哈考特皱起眉头：“你的意思是，我们没法追究具体责任？”
温斯洛普纠正道：“不是没法追究，是不宜追究。一旦启动正式调查，就需要调取记录、询问相关人员。
但很多指示并没有书面记录，相关人员的理解也可能不一致，这样反而容易落下口舌，让媒体抓住把柄。
比如我们对海关说的是‘必要时可拒绝入境’，但海关执勤人员可能理解为‘必须阻止入境’。”
哈考特连忙追问：“所以都是海关的错？”
温斯洛普的回复滴水不漏：“从行政责任角度，最终执行方确实负有直接责任。但更高层面的决策——
尤其是基于风险评估的预防性措施，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内政部的职权范围内是成立的。
问题出在执行层面过度解读，以及应对媒体时的处置失当。”
虽然这番话说得极其曲折，但哈考特听明白了，温斯洛普在给他铺路：
责任可以推到海关，推到现场人员，推到“理解偏差”和“处置失当”。
而内政部的决策本身是“合理且必要”的。
哈考特松弛了一点：“那现在怎么处理？首相给了一周期限。”
温斯洛普想了想，说：“我们需要做几件事——
第一，海关总署必须提交一份正式报告，承认现场处置不当，宣布对相关人员的纪律处分。
第二，内政部可以发布一个简短声明，强调英国欢迎一切守法访客，但保留基于公共秩序拒绝入境的权利。
第三，通过非正式渠道，与主要报纸的编辑沟通，建议他们适度降低对此事的报道热度。
第四，可以安排一两位议员，在下议院提出相关问题，然后由大臣作出回应，将舆论场拉回议会框架内。”
哈考特想了半天才开口：“所以只需要处理几个海关人员，发一个不痛不痒的声明，等舆论自己冷却？”
温斯洛普点头，“有时候，最好的行动就是不行动。过度反应反而会延长事件的周期。”
哈考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按你说的办！声明你来起草。”
“是，大臣！”
————————————
一周后，英国议会，下议院。
在一轮又一轮的质询中，无论是首相格莱斯顿，还是内政部长哈考特，都表现得滴水不漏。
所有的责任都被分散到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执行人员头上。
每个人好像都该负责，每个人好像又都不该负责。
作为政府的最高长官，以及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长，两人的表情更是无辜至极。
仿佛一切糟糕的后果，都是下面执行不力才造成的。
议员们当然对两个老狐狸的表现不满，尤其是那些选区在东区的议员。
他们群情激愤，一再打断发言，以至于议长不得不反复敲着锤子，嘴里喊着：“Oder！Oder！”
质询的最后阶段，自由党议员约瑟夫·劳伦斯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内政部如果认为某个作家或者某部作品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会怎么做？直接禁止其出版吗？”
内政部长威廉·哈考特站起身，郑重地摇了摇头：“我们绝对不会禁止它发表，我们仅仅是可能不发表它。”
“这有什么区别呢？”
“天壤之别！禁止发表是俄国那样的独裁国家采用的统治手段，我们是自由的国度，我们不可能做那种事。
我们只不过采取民主的决定不予发表。”
议员们再度哗然。约瑟夫·劳伦斯在喧嚣中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以后还能在大英帝国的报纸杂志上，看到莱昂纳尔·索雷尔的作品吗？”
（第一更，元旦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