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是这样写的：
【如果战争可以用枪炮和鲜血摧毁一代人的信念，那么金融危机就能用数字和债券完成同样的事，甚至更彻底。
因为子弹只杀死身体，而破产杀死希望！
1870年，我们在色当输掉了一场战争；1882年，我们在证券交易所输掉了另一场。
区别在于，这次我们甚至不知道敌人是谁。
……
“联合总公司”破产了，但比银行倒闭更可怕的，是对它所代表的信念崩塌！
我们曾经相信，努力工作、谨慎投资、持有国家年金，就能安稳地度过一生。
我们嘲笑投机者，鄙视冒险家，以为自己是法兰西坚实的脊梁。
可现在呢？年金从83跌到79，还会继续跌。铁路债券成了废纸，殖民地开发债更是笑话。
那些靠利息生活的寡妇、退休公务员、教师，一夜之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只是相信了这个国家给的承诺。
这不是他们的错——
错的是那些把年金变成赌桌筹码的金融投机者！
是那些用‘稳健’包装贪婪的机会主义银行！
是这个软弱到纵容这一切发生的第三共和国政府！
……
道德堕落了，政治堕落了，只剩下普通人承担代价！
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迷惘的一代”】
这篇社论巧妙地将文学形象与现实困境捆绑在一起，让每个在金融危机中受损的读者，都自觉不自觉地代入雅克。
他们突然“理解”了雅克的颓废：不是不想振作，是振作给谁看？努力又有什么用？
《费加罗报》的销量再次飙升，街头巷尾，咖啡馆里，沙龙中，所有人都在谈论这篇社论。
而在《费加罗报》的读者来信栏，在保守派报纸《高卢人报》的评论版，在沙龙和俱乐部的私下交谈里……
指责《太阳照常升起》的声音却越来越大：
“现在是什么时候？人心惶惶！这种书还在那里宣扬一切都是虚无？它正在毒害公众的信心！”
“写这种东西是不负责任的！人们已经够绝望了，股票跌了，年金跌了，未来一片灰暗！
“索雷尔先生到底想干什么？他是不是觉得，看着我们这些老老实实储蓄、相信国家的人梦想破灭，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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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偶”咖啡馆，客人比往常少了一半。
皮埃尔是一个六十五岁的退休中学教师，坐角落，面前放着一杯黑咖啡，已经凉了。
他只是盯着桌上摊开的《费加罗报》，金融版面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下跌箭头，他看了整整一早上。
邻桌两个年轻人在低声交谈，声音飘过来。
“……我父亲昨晚一夜没睡。他的年金，跌了快三成。”
“我叔叔也是。他本来指望卖掉一部分，给我堂妹置办嫁妆。现在？”
后一句话没说，但意思很清楚——现在不行了。
皮埃尔听着，浑身发冷——他也有年金，不多，刚好够他体面地生活，偶尔来坐坐，再看几场不太贵的戏剧。
那是他工作三十年，省吃俭用，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他总跟学生们说：“孩子，要谨慎，要为未来打算。”
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可现在，他自己的“未来”像一块被虫蛀空了的木头，看着还在，轻轻一碰，里面全是粉末。
他抬起头，目光掠过咖啡馆里稀疏的客人，落在那张空着的桌子上——小说里，那是雅克·德·巴纳常坐的位置。
之前读《太阳照常升起》，他觉得那是个遥远的故事，关于另一群人的、精神上的失败。
那些迷惘、空虚，虽然让他感到不适，但终究隔着一层。
那是“迷惘的一代”的问题，是战争的后遗症，是年轻人找不到方向。
但此刻，那种“不适”实打实地砸在了他自己的生活里。
不是精神层面，是每日的面包，是下个月的房租，是原本计划好的、去南方度过夏天的微薄预算。
“年金”，终身稳定的想象，被一张破产银行的公告轻易撕碎。
皮埃尔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句子：“我做对了一切，为什么还是失败了？”
然后头就像被针扎了一样疼起来。
他谨慎，他节制，他储蓄，他相信国家公债是最坚实的基石，他做对了所有“应该”做的事。
可基石塌了！
他重新看向报纸，《太阳照常升起》的连载一周前就结束了，文学副刊上是另外的小说。
但他依然看到了那个下午四点才醒来的雅克·德·巴纳。
那个雅克什么都不做，只是喝酒，等待，接受一切的无意义。
以前，他觉得那是颓废，是放弃。
现在，一个冰冷的念头钻进他心里：我们嘲笑他迷惘，可我们的“不迷惘”，建筑在什么东西上？
建筑在一张随时可能变成废纸的债券上！
皮埃尔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