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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的警哨声划破了傍晚的宁静，几名头戴尖顶头盔的伦敦警察推开围观的人群，冲到了公寓门口。
为首的警长身材魁梧，面色严厉，他先是警惕地扫视了一圈记者，然后将目光锁定在莱昂纳尔身上。
警长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有居民报告说一群‘危险的印度人’包围了一位绅士！”
莱昂纳尔整理了一下被记者们挤得有些凌乱的外套，语气平静地回答：“警长先生，一场小小的误会而已。
几位来自印度的年轻绅士，就文学观点和我进行了一些热情的交流，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
警长挑了挑浓密的眉毛：“热情的交流？我们接到报告说他们试图骚扰您，还涉及使用暴力。
先生，请您放心，在伦敦，尤其是在这样的社区，我们绝不会容忍任何人对一位体面的绅士进行骚扰。
尤其是是被一群身份不明的‘印度人’。我们会找到他们，好好提醒一下他们在伦敦应遵守的规矩。”
警长的话语充满了对殖民地来人的轻蔑，但莱昂纳尔无意纠缠，只是微微颔首：“感谢您的尽责，警长先生。
我想事情已经结束了，他们应该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提醒。”
趁着警察将注意力转向驱散仍在试图提问的记者，莱昂纳尔迅速转身，用钥匙打开了公寓大门，闪身进去。
虽然门一关上，所有的喧嚣就被堵到了外面；但莱昂纳尔知道，自己在伦敦的平静生活，就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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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伦敦的媒体机器效率是惊人的。
第二天，几乎整个伦敦的报业都沸腾了。
《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晨邮报》、《每日新闻报》……
无论政治倾向是保守还是自由，无论此前对莱昂纳尔是褒是贬——
无一例外地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他秘密抵达伦敦，并与印度贵族青年发生“决斗风波”的消息。
报道详细描述了维克拉姆·辛格如何掷出手套，莱昂纳尔如何拒绝拾起，以及随后那一段惊世骇俗的对话。
莱昂纳尔关于“代表资格”的连环诘问，被原汁原味地引用，成为了所有报道的核心。
英国的舆论界对此反应复杂。
一部分保守派报纸，如《晨邮报》，指责莱昂纳尔“傲慢无礼”“以诡辩恶意挑拨帝国与忠诚的印度臣民之间的关系”。
他们认为他的言论暴露了对帝国治理结构的无知与偏见。
而自由派报纸，如《曼彻斯特卫报》和《每日新闻报》，则从中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每日新闻报》的一篇评论写道：
【索雷尔先生的提问，实则尖锐地指向了我们帝国政策中的一个悖论——
我们既期望殖民地的精英接受我们的文明与价值观，成为帝国事业的合作者；
却又在政治权利的领域为他们设置了无形的玻璃幕墙。
这种“荣耀”与“实质”的脱节，或许正是未来隐患的根源。】
但是尽管立场不同，但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都达成了一个奇妙的共识：
莱昂纳尔·索雷尔选择流亡英国，本身就是对不列颠制度优越性的最佳背书！
《泰晤士报》在一篇颇具代表性的社论中宣称：
【一个作家在他的祖国因言获罪，遭受暴徒威胁，最终选择跨越海峡，来到伦敦寻求安宁与继续发声的自由。
尽管索雷尔先生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的殖民政策，但他的双脚、他的理智，却选择了这片真正崇尚自由的土地。
这恰恰说明，大不列颠的文明与自由，并非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扎根于法律与实践之中。
反观我们的大陆邻居，尽管整日将“自由、平等、博爱”挂在嘴边，却连一位持有不同政见的作家都无法容忍
——这难道不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