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契诃夫安顿在每晚5法郎的「西班牙旅馆」后，莱昂纳尔才回到家中，此时已经快凌晨2点钟了。
佩蒂早已经睡下，艾丽丝则还在客厅等着他。
见到他回来，艾丽丝关心地询问：“那个小伙子是怎么回事？”
莱昂纳尔疲惫地揉了揉自己的脸：“一个热情过了头、满心都是幻想的俄国年轻人，从莫斯科跑来见我，已经2天没有吃上像样的东西了。”
艾丽丝还是有些担心：“他怎么找到这里的？”
莱昂纳尔摊了摊手：“他应该是去了《小巴黎人报》，用了点小伎俩……在那里我的地址不是什么秘密。”
艾丽丝犯了愁：“你要怎么安排他呢？”
一说起这个莱昂纳尔的太阳穴就疼，一摆手：“先让他在「西班牙旅馆」住着吧。先睡觉吧，剩下的事明天再说。”
莱昂纳尔虽然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因为在十九世纪这是常态，所以也并没有让他特别意外——唯一意外的是来的人是刚刚中学毕业的契诃夫。
这时候欧洲文坛，成名作家身边簇拥着狂热的崇拜者、虔诚的追随者，乃至古怪的“寄生者”，不仅是一种常态，甚至是一种义务。
这并非简单的虚荣，而是文学声望带来的副产品。
年轻的灵魂渴望指引，失意者寻求慰藉，投机者则觊觎人脉。
作家们，尤其是那些以关注社会和人性为己任者，往往难以粗暴地驱赶这些身影。
对找上门的拥趸热情款待、答疑解惑、指点迷津，都是成名作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文坛的恩义与怨怼，许多便是在这种亦师亦友、亦主亦客的复杂关系中悄然结下。
巴尔扎克躲债时便常逃至好友梅里美家中，用奶酪捣碎沙丁鱼抹面包充饥，吃饱倒头便睡；
醒来就大骂梅里美耽误了他的“宏图大业”，骂完愤然离去；过些日子又狼狈而来……
如此循环往复了好几年，而梅里美始终包容，两人的友谊也始终未变。
还有像大仲马欢歌达旦、终年不休的「基督山伯爵城堡」，以及左拉随时欢迎朋友到来的「梅塘别墅」，都是这种文坛风气的产物。
当然，莱昂纳尔不会真的收留契诃夫做他的门客，但是要如何不伤对方的心还将他送回莫斯科，就是一门学问了。
————
翌日早上九点，在拉菲特街64号弥漫着咖啡香的客厅里，年轻的俄罗斯人经过一夜的休息，神采奕奕；又在旅店里刮掉了拉渣的胡子，显露出颇为英俊的相貌。
契诃夫激动地阐述着他的文学抱负——
他要像莱昂纳尔揭露法兰西社会的弊端那样，以笔为刀，揭露俄罗斯的痼疾——农奴制的残暴、官僚的腐败、小市民的麻木！
他要唤醒整个民族！
说到动情处，契诃夫挥舞着双手：“索雷尔先生，《老卫兵》里对麻木的讽刺，《于勒叔叔》里对金钱扭曲亲情的刻画，在俄罗斯随处可见！
我要做俄罗斯的‘良心’，像您一样！”
莱昂纳尔耐心地听着，眉头却微微蹙起。
契诃夫的热情是真挚的，但他沉浸在对“民族灵魂”的宏大叙事里，双脚仿佛悬浮在云端，对现实的重量一无所知。
他看到的“俄罗斯病”更像是从书本和愤懑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而非从生活的泥泞里亲手挖掘出的根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