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到家，艾丽丝就交给莱昂纳尔一封信：“莱昂纳尔，这封信是从英国寄过来的。”
莱昂纳尔接过信封看了一眼，发现这封信来自伦敦，《十九世纪》杂志社，署名是「哈罗德·汤普森」。
这就让他不由得重视起来。
《十九世纪》虽然在1877年才创刊，算得上一份“年轻”的杂志，但是它的创办人詹姆斯·诺尔斯爵士与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等人关系密切。
所以创刊号就有这些重量级人物撰文，创刊初期迅速走红，1878年初每月的发行量就超过 20000份。
要知道，这份刊物的售价高达2先令6便士，相当于英国熟练工人2天的工资，有这个销量简直就是奇迹。
索邦的期刊室里也有《十九世纪》，莱昂纳尔也借阅过几次，知道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中立的思想交流平台”。
不过它似乎很少刊登文学作品，主要以文学、科学、社会讨论为主。
带着疑惑，莱昂纳尔撕开信封，抽出信纸认真看了起来。
这位哈罗德·汤普森是用非常标准的法文给他写的信，这倒是这个时代欧洲文化人的基本技能，不令人意外。
信的内容也很简单，一是希望授权《十九世纪》转载他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按照5便士（大概10苏）每行的价格支付稿费。
这个价格倒是挺公道，毕竟是转载作品，莱昂纳尔虽然在法国是号人物，在英国可就没有人知道是谁了。
二是希望由莱昂纳尔撰写一篇文章，参与《十九世纪》八月号的「现代研讨会」版块，主题是“贫困个体与家庭责任”。
「现代研讨会」是《十九世纪》的立身之本，它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作者关于科学、文学或者宗教等主题的文章和回应，杂志把它们收集在一起，以类似辩论的形式发表。
这种类似“专题论坛”的文章组织形式，让读者可以迅速窥见当代最前沿的思想动态。
哈罗德提示莱昂纳尔可以从“家庭内部的经济援助义务应当延伸多远”或者“个人成败与家庭关系的道德冲突”入手，与来自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的作者共同探讨。
《我的叔叔于勒》在哈罗德眼里看来，就是一篇典型的探讨现代家庭关系的小说，因此向莱昂纳尔发出了邀请。
莱昂纳尔皱了下眉头，第一个他很乐意答应，毕竟可以帮助他扩展英国的读者。
但第二要求对他来说就有些挑战了——在19世纪末的语境下，特别是全面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无论英国还是法国，传统家庭关系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家庭伦理，已经面临颠覆甚至解体。
就像在200年前的英国，再狠心的父母，也不会面临是把6岁的孩子塞进烟囱里去除灰，还是塞进矿坑里挖煤的选择。
同样的，在法国的传统社会里，家庭是经济单位，财产的主体是土地，大多数成员共同生活、劳动，所以“亲属义务”观念很强。
无论亲属经济状况如何，家庭成员有长期、稳定的相互扶助责任
到了于勒被“流放”到美洲的时代，达尔芒司家的经济来源不再是土地，而是薪酬，成员之间的互相依赖减少了——所以他显得格外“十恶不赦”。
若瑟夫一家对于勒的“视而不见”，金钱固然是一大因素，背后也有不能忽视的社会原因。
如何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语境当中，重构家庭伦理，是这个时代许多文学家、哲学家思考和探索的事情。
莱昂纳尔虽然拥有超越时代150年的见识，但是也未必能在区区一篇文章的篇幅里，把这些问题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