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清楚谁是谁，为什么这样做，后来怎么样了。”
画家嗤笑一声，反问：“那生活呢？生活讲清楚了吗？”
木匠和公务员都愣住了。
画家继续说：“我的生活就是一堆碎片。早上起床，去画室，画画或者不画画，吃饭，喝酒，睡觉。
没什么故事，没什么‘后来怎么样了’，就是这么一天天过。”
公务员低声说：“我也是——办公室，家，咖啡馆……没什么变化。”
木匠想了想：“我也是。工坊，家，酒馆。战争之前是这样，战争之后还是这样。只是……”
“只是什么？”
木匠叹了口气：“只是感觉不一样了。战争之前，我觉得我在建设法国。
战争之后，我觉得我就是个木匠，做桌子椅子，换钱吃饭。没了。”
三个人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公务员忽然说：“这小说写的就是这个。”
“什么？”
公务员的语气笃定起来：“就是‘没了’！战争把什么东西打没了。不是土地，不是城市，是别的东西。
是什么？说不清。但这小说里的人，他们都感觉到了——‘没了’。”
画家看着报纸：“所以作者不写‘没了’，他只写这些人怎么活着。虽然人还活着，但感觉没了。”
木匠终于点点头：“我好像有点懂了。”
————————
法兰西学院的一次聚会上，几个院士坐在休息室里，他们也在谈《太阳照常升起》。
埃内斯特·勒南忿忿不平地说：“简直是胡闹。小说不像小说，随笔不像随笔！”
夏尔·德·马扎德点头：“这个索雷尔写的是什么？酒馆笔记？战地通讯？还是旅行随笔？”
于勒·西蒙更严厉：“这是逃避。面对国家的耻辱，他写的不是反思，不是奋进，而是一群人的堕落。
这些人为什么不思考法国？为什么不谈责任？为什么只喝酒、谈女人、到处游荡？”
这时路易·德·洛梅尼开口了，他已经八十岁了，经历过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现在是第三共和国。
路易·德·洛梅尼的声音很慢：“我读了，我也不喜欢。这小说的笔调太冷，描写太空白，没有抚慰我的精神。
但我却忘不掉里面的人，和他们的生活。”
他看着其他人：“我儿子就是这样的。1870年他二十岁，上了前线。幸好没受伤，活着回来了，但他变了。
以前他热情，有理想，想当个律师，想服务国家。现在他没工作，没结婚，每天下午才起床，去咖啡馆坐到深夜。
我问他将来怎么办，他说‘不知道’。我问他想要什么，他说‘不知道’。”
说到这里，路易·德·洛梅尼的声音有些颤抖：“我骂过他，劝过他，帮他找过工作，但是都没用。
他就是坐在那里，看着，等着，但不知道等什么。这小说写的就是我儿子。不是故事，不是情节，就是那种状态——
坐在那里，看着，等着，但不知道等什么。”
埃内斯特·勒南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路易·德·洛梅尼站了起来：“我不喜欢这小说，它让我难受。但它说的是真话！真话不一定好听，但它是真话。”
说完，他慢慢走出休息室，剩下的人沉默了很长时间。
最后，埃内斯特·勒南低声说：“也许我们老了。”
“什么意思？”
“我们期待看到的是战败、耻辱、复仇的意志、国家的重生。就像索雷尔自己在《米隆老爹》里写的那样。
但我们忘了——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有些人卡住了，停在耻辱那里，走不到复仇，更走不到重生。
他们就卡在那儿。”
这个总结，引发了更漫长的沉默。
————————
《费加罗报》的读者来信开始发生变化，变得简短，但更沉重：
【我父亲就是雅克。他整天不说话，只会喝酒，已经十年了。】
【我哥哥从战场回来后就变了。他以前爱笑，现在只是坐着。我们都假装没事，但其实有事。
这小说说出了这种看着没事，其实有事的状态。】
【我在银行工作十五年。每天一样。我有时想，我和雅克有什么区别？他坐在咖啡馆里，我坐在银行里。
我们都等着什么，但不知道等什么。】
主编办公室里，多了说“我懂了”的信，不是懂了情节，是懂了那种感觉。
原来这小说不是关于战争，不是关于失败，不是关于道德；
而是关于战争之后、失败之后、道德之后，法国一代人所剩无几的内心。
随着讨论的深入，《费加罗报》的销量开始默默增长。
不像《现代生活》连载“福尔摩斯”时的爆发式增长，而是很稳定的，一天一两千份的持续增长。
看着报纸的销量数字，主编佩里维耶心理默默说了一句：“这才是《费加罗报》应该刊登的小说！”
————————
这时候，一篇维克多·雨果亲笔撰写的评论，发表在《共和国报》上，为这场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大讨论，又火上浇油了一把！
（第二更，晚点还有一更，求月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