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洋作为通事，虽然颇为了解欧洲明面上的风俗，但却并不是非常熟悉欧洲人实际上的做事方式，更不了解他们真正的思维方式。
余洋当初在兰利堡外面，劝降围墙里面的麦克米兰等人的时候，用的是中央朝廷官员诏安边疆土司或者山贼流寇的方式。
由于双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在麦克米兰等人的脑子里面，找不到与余洋说的很多话能够真正契合的模块。
当时余洋说“这里是大汉的土地，因为江河所至，日月所照，皆为汉土。”
这种夸张说法要表达的实际意图，就是皇帝要占据当前讨论的这片土地。
江河日月等词只是抽象化的理由，并没有要讨论其他地区的实际归属。
但是麦克米兰等人听了之后，就是真的以为大汉皇帝要宣称全世界的领土。
这理所当然的包括不列颠在内的整个欧洲，他们显然不可能接受。
所以当时麦克米兰等人觉得余洋乃至大汉皇帝都在做梦。
余洋当初说“不列颠要成为我大汉的附庸国，还是要向我大汉宣战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反问句，想要让对方在被质问的时候认识到，我们双方目前的力量差距巨大，所以你们赶紧服软吧。
但是麦克米兰等人的回应是“我们无权决定这些事情。”
麦克米兰本能地觉得，不列颠要宣战还是附庸，那是国王和首相决定的事情，跟我一个毛皮商人又有有什么关系呢？
这种交流过程，就像是我们警告他们“不要得陇望蜀”，而他们回答是他们“对甘肃和四川没有领土要求”一样。
一直到余洋说出“你们最好暂时接受我们的管辖”的时候，麦克米兰等人的脑子里面才终于找到能对上的东西了。
“原来大汉皇帝要统治这里，要我们服从管理啊，怎么不早说？”
后面的交流同样充满了误解。
张宗禹和余洋要求麦克米兰等人配合，主要是说明其他贸易站的位置，整个过程都让麦克米兰等人非常纠结。
纠结的真正原因是他们认为张宗禹等人不够强硬，作为征服者显得过于软弱。
张宗禹和余洋觉得自己很强硬，威胁的已经非常直白了。
但是在欧洲这些平民看来，只要用讲道理的方式交流，就跟强硬完全不沾边。
你作为领主既然强大，既然要控制一个地方。
最典型的做法，应该是直接宣布：“我要统治这里！”“我要统治你们！”
同时展示自己的力量，最后说明自己的承诺。
在力量对比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这样就能快速解决问题。
“我允许你们臣服”，“传达我的仁慈”，这种说法让余洋感到诡异。
但是对于欧洲平民而言很正常，其中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
“我本来可以直接杀光你们，但是我现在愿意统治你们而不是杀光，我允许你们臣服于我以避免被杀，这就是我赐予你们的仁慈。”
其中的潜在认知是：领主屠杀平民是很正常的事情，领主允许陌生平民用臣服来换取保全生命，算是领主给陌生平民的恩赐，是领主的仁慈。
双方的思维逻辑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余洋那些暗示性的威胁，会让欧洲平民觉得软弱，觉得你是不是不敢打我？
你要求跟我协商，而不是直接宣布，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
你愿意跟我讲道理，你表现的过于软弱，说明你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强。
你们使用的那些武器也许质量都很差，你们的士兵虽多但也许根本没有勇气。
那我确实需要考虑是否应该臣服，需要考虑你是否有资格统治我。
直到现代很多国家的人，仍然是这样的思维方式。
你对我友好说明你弱，看上去的强大也多半是假的，可能因为没有实战能力等等。
所以当时面对张宗禹提出的要求，麦克米兰和耶鲁等人非常犹豫。
只能反复确认张宗禹掌握的力量确实非常强大。
反复说服自己，对方肯定非常的强大，自己绝对没有办法抵抗。
普通大汉民兵对他们的鄙夷姿态，在说服他们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他们鄙夷自己，说明看不起自己，说明比自己强大。
所以麦克米兰最终接受了要求。
与此同时，欧洲的“领主”与“平民”，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领主不一定是真的封建领主，可以是国王、官员、教士、军官。
平民可以是商人、工人、农民、猎人、流浪汉、冒险者。
身份与思维方式难以向上逆转，但是领主与平民的定位可以向上传递。
弱小的领主面对强大的领主的时候，也可能会被迫接受“平民”的身份定位。
领主与领主打交道的时候，要么双方平起平坐的协商，要么一方用武力将另一方打到失去抵抗能力，进而得到对方的服从。
就像菲律宾的总督，觉得自己的堡垒坚不可摧，就不理会大汉的劝降。
确认大汉能够攻破他的城堡，就马上决定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