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龙跟几个大学士一直聊了一下午，当天傍晚的时候才终于回到西宫休息。
第二天上午和平时一样去内阁处理日常政务。
刘玉龙随手翻了一下今天的奏章，先看了一份鸿胪寺的汇报和请示。
鸿胪寺按照刘玉龙的要求，拟定了“出入境管理制度”细则，完成了实施的准备工作。
拟定了办事流程，选调了基本的人员。
不过用于临时安置非入境人员的集体宿舍，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筹集和建设。
鸿胪寺建议，自来年正月一日起开始实施。
新来人员，直接按照新办法实施，他们也不需要太多的房屋。
本来就留在大汉的人员，暂时安排离境之后再入境时，按照新办法开始管理。
等所需的集体宿舍全部建造完毕之后，再给剩余的尚未办理的人员强制办理或驱逐出境。
不过铸币税和货币管制自正月一日起强制实施。
刘玉龙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批准鸿胪寺的建议，并提醒三年内必须全面实施。
三年后，所有仍然没有入境许可的外夷，一律不得在大汉疆土自行活动，必须留在指定的岛屿上的集体宿舍中。
刘玉龙批阅完鸿胪寺的奏章，又拿起了一份礼部的请示。
登基大典已经开始筹备，但来年的正式年号尚未确定，礼部请示皇帝的意见。
按照大部分朝代的传统，在老皇帝去世之后，新皇帝继位的当年，仍然使用老皇帝的年号。
来年的正月初一，新皇帝举行祭天登基大典，同时正式改元。
礼部请示刘玉龙的意思，并提供了几个候选方案，让刘玉龙选择或者另外安排。
几个候选方案是：咸安，泰康，汉昌，靖安。
其他三个都很平常，汉昌是最有特点的一个，可以承接刘德胜的兴汉。
不过刘玉龙知道，这个年号在南北朝十六国时期，被一个割据政权使用过三个月。
这种问题也不是不能接受，很多出名的年号被用过不止一次。
只要不是本朝用过就没有大问题。
自己只要多使用个几年时间，后人提到这个年号就只能想到自己了。
其实在年号之外，刘德胜建立的大汉其实还有另一个纪年法，被称为史官汉历纪年法。
以刘邦登基称帝这一年为汉历元年，这一年以前称历前“第几年”。
刘德胜称帝这一年是汉历两千零一年（1800年），刘德胜专门选的刘邦之后的第三个千年的开端。
刘玉龙继位这一年是两千零三十五年（1834年）。
史官汉历纪年法是纯阳历，只纪年和日而不计月，另外单独标注朔望日。
全年每一天都直接记录所在年的总“第几日”数，以冬至后的第一天为每年“第一日”。
平年最后一天是“第三百六十五日”，闰年最后一天是“第三百六十六日”。
每四年设置一个闰年，每一百二十八年少设置一个闰年。
每年的最后一天通常都是冬至。
《起居注》和《实录》以及所有新修史书，还有研发、建设、航海等各方面的日志，都会用这个汉历纪年法来写。
但衙门工作安排，百姓日常生活，都仍然使用年号纪年。
有了这种纪年法，却仍然使用传统的年号纪年，首先是传统习惯使然。
更重要的作用是形成一个不用避讳的皇帝代号。
明朝以来，皇帝不再轻易改元，除了明英宗之外都是一帝一元。
年号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皇帝代称。
刘玉龙也不准备改变这个传统，圈出了自己选定的汉昌二字，指示礼部继续筹备典礼。
时间慢慢的流逝，典礼筹备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朝廷适时的放出吕宋之战的新消息，将朝廷正式占领吕宋的消息通告天下。
大汉将在昂扬向上的氛围之中，准备迎接新的“汉昌”年代。
此时的大汉朝的天下，勉强可以算是安定祥和的，唯一的问题是人口实在太多。
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算是已经掉进人口陷阱了。
也就是新王朝刚刚开基不久，官僚体系效率还没有大规模的腐朽衰退。
开国皇帝完成了强制均田，延缓了土地和人口矛盾。
但均田的结果是人口增长再次加快，所以新生的大汉朝整体压力巨大。
普通人甚至普通官员都意识不到这一点。